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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年“天府”的造就与延续

2019-08-31 10:44:28294浏览量

在中华古代文明史中,唐宋时代不仅在文化艺术领域达到巅峰,更在政治、科技、经济金融等各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。那么在这段辉煌时期里,天府之国成都又是怎样的一番繁华景象,那时的成都人生活如何呢?上周六,友善优雅市民文明大讲堂·天府文化精品讲座在成图举行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、教授粟品孝为听众讲述了生机勃勃的宋代成都。


     在宋代“天府”已是专用名词

    “经济富饶真天府,游赏之盛甲西蜀。书香满城重文教,人才辈出耀名都。”围绕着这首打油诗,粟品孝从成都的地理位置、交通、娱乐、人文教育等方方

师、教授粟品孝为听众讲述了生机勃勃的宋代成都。


     在宋代“天府”已是专用名词

    “经济富饶真天府,游赏之盛甲西蜀。书香满城重文教,人才辈出耀名都。”围绕着这首打油诗,粟品孝从成都的地理位置、交通、娱乐、人文教育等方方面面讲述了宋时生机勃勃的成都全貌。

    首先,粟品孝对于“四川”的得名进行了纠正。很多人认为,“四川”得名于四条大江大河,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妥。“四川最早是‘川峡四路’的简称。北宋时,宋朝将四川分为益州路、梓州路、利州路、燮州路。四川其实是由这四条路和江河大川组成。”至于千年“天府”的造就和延续,其实最早起源于宋代。

    历史学家严耕望在《唐五代之成都》中写道:当时“成都为全中国最繁荣之第一大都市,长安、扬州已衰,五代都城之开封、洛阳,南方盛国之金陵、钱塘殆更非其比矣。”对此,粟品孝解释,最早的“天府”并非是成都,而是在陕西的关东地区,由于那里开发较早,在汉唐时一直是富庶的象征。但随着汉唐都将首都定于此地,关东地区的植被地貌环境都被破坏得非常严重。渐渐地,“天府”便向环境更加优越的成都迁移。从魏晋时期,全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,宋代时,经济重心南移完成,“天府”便正式成为成都专用。


    有交子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代

    北宋成都人吕陶说:“夫蜀之四隅,绵亘数千里,土衍物阜,赀货以蕃,财利贡赋,率四海三之一,县官指为外府。”北宋人李清臣说:“蜀地号富饶,产金帛纨锦,中州岁仰给。”北宋成都人范百禄说:“成都,蜀之都会,厥土沃

金帛纨锦,中州岁仰给。”北宋成都人范百禄说:“成都,蜀之都会,厥土沃腴,

    厥民阜繁,百姓浩丽,见谓天府。缣缕之赋,数路取赡,势严望伟,卓越他郡。”

    四川有一个最特别最伟大的发明,便是北宋真宗年间,川蜀地区发行交子,这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,四川经济也开始进入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。究其原因,粟品孝表示,纸币诞生在宋代成都,根本原因是社会需要,当时成都的商品经济发达到需要用到纸币。直接原因则是“以成都为中心的宋代四川是一个相对独立和特殊的货币区。铁钱笨重,人们需要轻便的东西来替代。”而对于交子的贡献,则是世界级的。它早于西方国家的纸币600多年,在我国及世界的货币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。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中详细记载了纸币的情况,引起西方经济学者的注意,后来西方真正带有现代钞票性质的纸币在1661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。其次,交子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推动。贾大泉《宋代四川纸币》中提到:“没有纸币,就没有现代文明。”


    学与耍老百姓日常生活很丰富

    宋代的成都,在文化艺术上也处于巅峰时期,其“现代化”的程度令人吃惊。据介绍,大慈寺是当时最繁华的市场,十二月市中的蚕市、扇市、香市、七宝市和小规模的药市,以及夜市都在大慈寺举行。《岁华纪丽谱》中,就记载了官方主持的27天的游乐活动,晚宴24次,其中8次在大慈寺举行。郭印《超悟院记》说:“成都大慈寺……合九十六院,地居冲会,百工列肆,市声如雷。”当时的成都一般民众,最喜做的事,便是到大慈寺游乐,包括听经礼佛、游寺观

时的成都一般民众,最喜做的事,便是到大慈寺游乐,包括听经礼佛、游寺观画、买物看戏、聚餐饮酒、品茶闲话、观灯赏月、登楼高望、纳凉避暑。

    除了大慈寺,城西的浣花溪至青羊宫一带,由于园林更多,梅花更盛,也是成都市民的游乐胜地。陆游曾写道:“当年走马锦城西,曾为梅花醉如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,青羊宫到浣花溪。”

    除了能吃会耍,蜀中百姓也十分好读书。宋代时,成都地区官刻了两部大型图书,即《开宝藏》和《太平御览》。其中《开宝藏》是《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》的简称,又名《蜀藏》,是我国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。不过遗憾的是,《开宝藏》已无全本。

    另外,中国儒家文化总代表“十三经”,被南宋学者名为“石室十三经”,就是在成都出土,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院。粟品孝表示,后蜀石经的存在,也充分证明了古代文人眼中“蜀学之盛冠天下”绝非徒有虚名。石经还首次在典籍之外,将注释同时刻于石碑之上,方便公众阅读理解,同时还是中国历代石经刻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,也因此被学者誉为“冠天下而垂无穷”的壮举。


    学霸多府学盛行才子辈出

    南宋初人言:“伏见四川州郡藏书最多”。北宋中期成都人吕陶说:“蜀学(按指成都府学)之盛,冠天下而垂无穷者,其具有三:一曰文翁之石室,二曰高公之礼殿,三曰石壁之九经。”(《府学经史阁落成记》)

    由于当时成都的府学盛行,许多知名学者都在成都讲学。1063年,知成都府韩绛大作讲堂,一度规模空前,可容纳500人的讲堂座无虚席,甚至连堂外都是

四方来客,前来观听的人达上万人之多。1137年,宋高宗还亲赐(成都府)府学大成殿“大成之

    殿”四字。1157年,“天子学官”李石来主持成都府学,不仅蜀人多来此求学,就连自称多士的东南一带的学子也慕名前来,“左右生至千二百员”,“就学者如云,闽越之士万里而来,刻石题诸生名几千人”,促成“蜀学之盛,古今鲜俪”的空前盛况。史学家李心传甚至在十多年后这样形容当时的成都学风:“郡国之学,最盛于成都。”

    据悉,成都府学不仅仅是成都府的地方学校,还承担着培养整个四川地区人才的重任。而且,不仅“四蜀之士毕赴”,也有“闽越之士万里而来”的情况。

    读书风盛行的成都,也出现了诸多领域的佼佼者。如史学家张唐英(《蜀梼杌》)、范祖禹、吴缜(《新唐书纠谬》),理学家魏了翁,医学家唐慎微,艺术史家邓椿(《画继》)。南宋中期的《氏族谱》中,甚至记述40多家大姓,专门表彰成都地区“宋以来世系之盛”。显赫于两宋时期的成都华阳范氏,至少有27人中进士,有4人官至翰林学士,7人被收入《宋元学案》,另有1人入《宋元学案补遗》,曾盛极一时。

    快报记者孙懿图据资料图

    蓉城首刻《开宝藏》

    大慈寺

    “四川”最早是“川峡四路”的简称

    川博收藏的“后蜀残石经”


 新城快报    2019.8.31    A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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